记者 李佩珊
访并文/李佩珊
当“反内卷”成为制度改革的关键词，它不仅意味着治理“低级竞争的无尽螺旋”，更是一种对制度设计与社会生态的重构尝试。我们看到，从互联网平台推出防疲劳机制、取消骑手超时扣款，到银行拒绝低于成本的价格战，从债市承销严禁“赔本赚吆喝”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的修订。
经济学家、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尝试通过“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更迭”“科技革命”三重因素叠加的宏观学术分析框架的透视，将之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那就是，增长与分配、预期与福利、政策与生活之间，如何重建更有韧性的连接？
在《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一书中，高柏以“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这一宏观框架，重构了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观察，也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判断，我们正身处“过去40年的欠账”集中爆发的阶段：长期依赖出口与供给侧驱动，未能同步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社会保障覆盖的不足加重了家庭的风险预期，消费趋于保守，内需动能受限。
展开剩余92%在本次与经济观察报的交流中，他进一步将讨论重心从国际大势、产业结构，转向微观层面的家庭账本与居民预期。高柏指出，推动经济的内生修复，首要之义在于增强家庭部门的财务稳定性与风险抵御能力。面对当前消费意愿略显低迷、投资动力不足的局面，必须正视家庭实际面临的支出压力与安全焦虑。这不仅涉及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提质扩面，更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等关键支出项的可负担性亟需改善。
在全球格局重塑与产业转型临界点叠加的时刻，他认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福利制度建设，减轻家庭财务风险，使增长重新变得“可感”，是激发真实消费与投资意愿的根本路径。这不仅是短期内稳住增长的必要条件，更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技术冲击、构建以内需为主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
对谈|
经济观察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尤其是在“如何反内卷、如何促进消费”方面，引发了广泛的困惑与关注。如今，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呼吁提升消费、推动工资增长的必要性。你在《把脉》一书中提出了“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理论体系，认为中国长期依赖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恰恰是抑制工资和消费增长的深层根源。
高柏： “三大历史长周期”指的是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更迭与科技革命，它们的周期通常长达一个世纪或更久。例如，上一轮全球化的逆转始于1914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为标志；霸权更迭始于同一时期——英国走向衰弱，美国则在战后崛起；科技革命则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推进，最近一轮始于信息革命，并延续至人工智能时代。所谓“同频共振”，即这三大周期的转折点往往集中于某一历史阶段，相互叠加，彼此影响。
以这个分析框架回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前消费不足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在上一个长周期交汇点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首先，它与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保护主义”转向“市场力量”的趋势相契合。中国加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世界工厂”主导的外循环增长模式，实现了高速增长。
其次，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通过中美建交、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与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合作，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改善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为全面对外开放争取了政治空间，使中国得以融入全球体系。
再次，中国赶上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正是因为在技术分叉点上选择拥抱互联网，中国才得以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中持续推进。这些产业的崛起，也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全面超越德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长周期角度看，这些战略选择称得上英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初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央判断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国际资本正寻找新兴投资机会，这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现实逻辑起点。
不仅如此，从霸权更迭角度看，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在经历生产扩张后，进入以贸易扩张为特征的新阶段。1980年代“里根经济学”推动美国财政金融进一步扩张，加速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窗口。
在传统经济学视角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往往归因于比较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但经济社会学提醒我们，这种解释过于片面。要素禀赋是客观存在，而比较优势则含有显著的主观建构。
为什么这样说？只有当贸易伙伴认可并采纳你的要素禀赋，与你达成交易，它才成为真正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没有合同的禀赋是“躺在那儿”的优势，不具实际价值。
中国当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备类似条件。外资为何最终青睐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主动参与了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设立经济特区、优先发展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提供税收与土地优惠。这些制度性安排，使中国成为少数既能提供上述全部要素、又拥有庞大市场潜力的国家。
但这条发展路径并非没有代价。
首先，中国今天面临的消费不足，部分可追溯至改革与开放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依赖机制：为追求效率的改革，往往伴随经济波动，而波动下则依靠进一步开放、借助外部需求来消化国内产能。例如，1980年代后期“物价闯关”引发通胀，推动邓小平南巡后的全面开放；1990年代末国企改革推进所带来的结构性调整，也促使中国加快融入全球市场、积极推动加入WTO。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推进有赖于对外开放提供缓冲与托底。
其次，出口导向的外循环模式，客观要求企业压低工资与福利，以保持竞争力。这不仅发生在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也经历过类似过程。但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普遍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调节；而中国则更多依赖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涓滴效应”来缓解分配压力。
在经济增长阶段，只要就业充足，保障机制缺位的问题就不容易显现。但压低工资、依赖涓滴效应的结构惯性极强，久而久之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欠账。一旦外部环境剧变，如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这种模式便难以为企业和个体提供有效的缓冲。
在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背景下，社会心理容易转为悲观，而一旦不确定性预期普遍弥漫，企业不敢投资，个人就不敢消费。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时点，恰逢全球化的钟摆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也使我们在依靠内循环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经验相对不足。
高柏： 准确地说，我们缺乏的是在严峻国际环境下，必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依靠消费驱动内需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尽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过去十五年，但直到2023年，消费低迷与增长停滞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才真正暴露出来。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钟摆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始于这一阶段。特别是自邓小平南巡和加入WTO之后，中国愈发依赖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持续至2008年。
金融危机确实成为全球化转向的关键节点，但当时西方尚未普遍提出“脱钩”或“去风险”。直到新冠疫情暴发，供应链首次被明确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西方国家才真正系统性推进“去风险化”，甚至提出“脱钩”战略。正是这些外部环境的剧变，凸显了消费疲软对经济增长的掣肘效应。
尽管这场危机对西方经济冲击巨大，但由于战后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数国家得以缓冲危机带来的冲击。彼时的主流共识仍认为，问题不在市场释放“过度”，而在于释放得不够。新自由主义仍主导舆论，提高效率的逻辑深入人心。于是，危机之后，美国力推以TPP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贸易体系，欧洲则扩大移民吸纳。
在这种氛围下，中国虽然也在2008年后推动从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型，但主要侧重于“供给侧的内需”，而非“消费驱动的内需”。中央推出四万亿元刺激政策，地方与社会资金大规模配套、信贷显著扩张，投资主要集中于高铁、基建、新兴产业和房地产。政府开支以基建为主，私人投资多流向房地产，消费始终居于次位。
如果说“世界工厂模式”通过压低工资和福利来维持出口优势，从而抑制消费；那么“供给侧内需模式”则通过将家庭财富深度绑定在房地产上，进一步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当时我们未能及时认识到消费驱动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在于供给侧刺激在初期确实带来了显著成果。2008年—2010年，中国经济表现亮眼，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推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这些可见的成果带来的涓滴效应，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对社会保障的紧迫需求。
然而，自2011年起，四万亿的短期刺激效应逐渐退潮，经济增速进入调整通道，部分领域的产能扩张在内外需转变中面临结构性压力。
西方各国在危机初期多选择“继续释放市场力量”，结果加剧了社会撕裂，也催化了逆全球化进程——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便是直接体现。中国很快在特朗普政府下遭遇贸易战。这背后一个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在2008年后的经济表现大幅提升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分量，引发了西方的警觉，也加剧了霸权更迭中的地缘政治紧张，于是本来还在分别发展的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变化开始出现同频共振的效应。
自2018年起，贸易战与科技战接连爆发，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尽管如此，在疫情暴发前，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经济，仍保持了5%-6%左右的年均增长。这一阶段的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带来的压力。只要大多数人有工作、有收入，社会基本面仍可维系。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开始从国家安全视角重估供应链，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引发依赖性担忧，“去风险”与“脱钩”成为政策方向。
这几年，中国经济遭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三重夹击，进入深度调整期，认清逆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的重要性，消费疲软问题便已全面显现。
疫情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即对消费心理的延滞效应。在生存危机面前，人们不再计较消费代价。然而，疫情消耗了地方财政，也侵蚀了居民储蓄。当经济重新开放、发展成为政策重心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财政与金融刺激手段在当前环境下已难以独自撬动投资与消费的回升。而真正引发普遍不确定感的，是社会保障缺口所放大的风险预期，这种预期正深刻影响企业投资与家庭消费的决策行为。
经济观察报：你提出了一个生动的说法，我们目前经济上突然出现的困难，其实是“过去40年的欠债”。除了弥补这笔“欠债”，你呼吁建设福利国家还有哪些更深层的现实意义？
高柏： 当然有。目前我们面临的更深层挑战，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更为迫切地呼唤福利国家的建立。
这一轮科技革命与以往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它与机器人的结合。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人类一直负责设计和使用工具——即便是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计算机也必须依靠人类预先编写的软件才能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始终是与工具共同参与生产过程的主体，并且对工具拥有控制权。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突破这种传统格局。它不仅部分脱离人的控制，还可能在某些环节中直接取代人类的劳动。这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因为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其基本逻辑都建立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之上。
如果人工智能取代了大批劳动者，将有大量人群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按劳分配”的制度基础将难以为继。而一旦大规模人群的收入和分配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目前，一些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实行普遍最低收入等社会政策。从科技革命的视角来看，对于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而言，建设福利国家是制度基础。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提到，未来中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两大重点是房地产和教育。关于房地产，核心在于发展更廉价的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但当前现实是，中国人的大量财富已经积聚在楼市，房贷压力沉重，这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高柏： 这确实是事实。但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财政收入受限、政府税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如何使用手中有限的资源。我们是否还应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去支撑房价回升，甚至推动其进一步上涨？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房地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前房地产市场整体空间有限，个人持有房产价格在调整后是否有可能在政策推动下回升至历史高位，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人口结构角度看，寄希望于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已不现实。反过来看，如果不再依赖房地产，中国经济本身就能够恢复并维持增长，那么房地产行业自然也会迎来改善。
自2008年以来，中国推动从出口导向转向供给侧驱动的内需型发展路径，房地产与宏观增长之间建立了高度联动的运行逻辑——投向房地产就意味着拉动经济。然而，过去几年这一增长逻辑正在发生转变。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叠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与疫情冲击，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受到影响。尽管相关支持政策陆续出台，但如今将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行为已明显减少。
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现了“反转”。一方面，房地产承载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积累的大量财富，已有房产者自然不愿房价下跌，希望市场反弹；但另一方面，把房地产继续视为投资工具的人越来越少。既然如此，是否还应将有限的社会资本继续投向一个前景黯淡的行业，而新兴行业又得不到足够投资，这正是当前决策者所面临的两难。
当房价居高不下时，任何改革都将遭遇激烈反对；但如今房价的阶段性回调，反而为推动房地产改革提供了条件。2024年黄奇帆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当一个城市的房价均价下跌约30%时，地方政府可出手收购库存商品房，将其转化为保障房或廉租房。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国债也不可能无限透支，政府的资源终归是有限的。我在20多年前研究日本泡沫经济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每一个经济大国，总会在某一历史阶段积累起巨额财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使用这笔财富。美国用其积累参与战争；欧洲投入到福利国家建设；日本则在1980年代将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甚至大量收购美国不动产，结果大多亏损后被迫低价出售。
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约1/3用于高铁建设，部分投向新兴产业，这些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但同时，也有相当多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尽管一度带动了GDP增长，但高房价却对制造业发展形成了抑制。我一直认为，依赖房地产推动经济，并不是最优解。
当前，我们已不再拥有15年前那样充裕的财政空间。地方债务高企，尽管中央政府负债率相对国际水平仍处可控范围，但我们不能走上日本那种高负债发展模式。因此，如今若要决定将有限资源投向何处，必须极为审慎。
经济观察报：你几年前指出，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缩小东北、中西部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在经济发展与富裕程度上的差距。这个问题放到今天来看，依然重要吗？
高柏： 当然重要。我当时提出的逻辑至今依然成立。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积极缩小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之一。区域发展更均衡，有助于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缓冲与支撑，避免部分地区在面对外部高效率竞争时陷入被动。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将有限资源集中于高效区域，选择以保护主义维持落后地区就业，结果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长期无法升级换代。这被认为是日本“失去的20年—3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我当时更多是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考虑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本就是共同富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路径并不唯一。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依靠二次分配，也就是加税，以及三次分配，即通过鼓励慈善捐赠来实现再分配。这些做法并非不可取，但若成为政策主轴，就会引发一种担忧，即会不会因此吓退私人资本。
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模式下，通过二次和三次分配来推进共同富裕，等同于对现有存量资源进行再分配，很容易演变为一种竞争性很强的“分配政治”。相比之下，我当时受到美国疫情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趋势的启发——一些高科技公司开始从硅谷“去集中化”，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这给我一个启示，中国也可以通过设立新型特区，给予税收、土地、融资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鼓励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企业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这其实是在“一次分配”阶段通过产业扩散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比再分配更具持续性与激励效应。
经济观察报：你的观点非常明确，既要重视内循环，同时又要坚持开放市场。
高柏：对。建设福利国家是“休养生息”，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则是“强筋壮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提出发展模式要向以内循环为主转型，是基于一个关键前提：当前三大历史长周期正在同频共振，由此带来的冲击尤为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逆全球化趋势推动下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再度抬头。更严重的是，逆全球化往往与霸权更迭周期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进一步冲击原有的多边贸易体系。特朗普时期单方面征收关税，就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体现。在这种日益混乱的国际贸易秩序下，中国过去长期依赖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正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也有人提出疑问：2024年中国的货物外贸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是否说明外循环仍具支撑力？从短期看，这一顺差的确体现出我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但从中长期看，也需关注外部环境的持续演变。当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已达约30%，在全球市场需求趋缓、地缘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下，部分国家围绕中国产品竞争力出现了舆论与政策反应。
这些动向值得关注，也提示我们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与多边合作机制，增强外循环的稳定性与韧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建设福利国家对于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新发展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减轻居民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风险负担，让他们更有意愿进行消费，进而形成内需驱动的良性机制。只要居民愿意消费，强劲的国内市场就会逐步建立。一旦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就能更有效地对冲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外部风险。
为什么美国能够频繁以贸易战相威胁？正是因为它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市场创造的需求，支撑了众多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再一味依赖出口，而是打造出自身强劲的消费市场，跨国企业也就没有理由离开中国市场，反而会选择留下来、深耕布局。
当我们也拥有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时，中国就有资本与他国交换出口产品市场，也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更强话语权。中国产业的对外开放，也会变得更为从容与对等——既不畏惧他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不会轻易放弃自身的市场准入权利。
归根结底配先查配资，如果没有福利国家，就难以支撑居民消费；没有强劲消费，就没有强大的内需市场；而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博弈力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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